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來看看中國的一切，也不失為一樁有意昧的事。頭上搭了竹竿，晾著小孩的開檔褲；柜臺上的玻璃缸中盛著“參須露酒”；這一家的擴音機里唱著梅蘭芳；那一家的天線電里賣著癩疥瘡藥；走到“太白遺風”的招牌底下打點料酒……這都是中國。紛壇，刺眼，神秘，滑稽。多數的年輕人一愛一中國面不知道他們所一愛一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東西。無條件的一愛一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每每使他們倒獨一口涼氣，把心漸漸冷了。我們不幸生活于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可以一輩子安全地隔著適當的距離祟拜著神圣的祖國。那么，索一性一看個仔細吧！用洋人看京戲的眼光來觀光一番吧。有了驚訝與眩異，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任的一愛一。
為什么我三句離不了京戲呢？因為我對于京戲是個感到濃厚興趣的外行。對于人生，誰都是個一知半解的外行吧？我單揀了京戲來說，就為了這適當的態度。
登臺票過戲的內行仕女們，聽見說你喜歡京戲，總是微微一笑道：“這京戲東西，復雜得很呀。就連幾件行頭，那些個講究，就夠你研究一輩子。”可不是，演員穿錯了衣服，我也不懂，唱定了腔，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看武打，欣賞那青羅戰袍，飄開來，露出紅里子，五色褲管里露出玫瑰紫里于，踢蹬得滿臺灰塵飛揚；還有那慘烈緊張的一長串的拍板聲——用以代表更深夜靜，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后的一身冷汗，沒有比這更好的音響效果了。
外行的意見是可珍貴的，要不然，為什么美國的新聞記者訪問名人的時候總揀些不相干的題目來討論呢？譬如說，見了謀殺案的亥主角，問她對于世界大局是否樂觀；見了拳擊冠軍，問他是否贊成莎士比亞的腳本改編時裝劇。當然是為了噱頭，讀者們哈哈笑了，想著：“我比他懂的多。名人原來也有不如人的地方！”一半卻也是因為門外漢的議論比較新鮮戇拙，不無可取之點。
然而為了避重就輕，還是先談談話劇里的平劇吧。《秋海棠》一劇風一靡一了全上海，不能不歸功于故事里京戲氣氛的濃。緊跟著《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時有五六出話劇以平劇的穿插為號召。中國的寫實派新戲劇自從它的產生到如今，始終是站在乎劇的對面的，可是第一出深人民間的話劇之所以得人心，卻是借重了平劇——這現象委實使人吃驚。
為什么京戲在中國是這樣地很深蒂固與普及，雖然它的藝術價值并不是毫無問題的？
《秋海棠》里最動人的一句話是京戲的唱詞，而京戲又是引用的鼓兒詞：“酒逢知己干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爛熟的口頭撣，可是經落魄的秋海棠這么一回昧，憑空添上了無限的蒼涼感慨。中國人向來喜歡引經據典。美麗的，一精一警的斷句，兩千年前的老笑話，混在日常談吐里自由使用著。這些看不見的纖維，組成了我們活生生的過去。傳統的本身增強了力量，因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的人，新的事物與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適當的成語可用。中國人是不肯直截地說話的。而仔細想起來，幾乎每一種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適的成語來相配。
替人家寫篇序就是“佛頭著糞”，寫篇跋就是“狗尾續貂”。我國近年來流傳的雋語，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語的巧妙的運用，無怪乎中國學生攻讀外國文的時候，人手一篇“俗諺集”，以為只要把那些斷句合文法地連綴起來，便是好文章了。
只有在中國，歷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維持活躍的演出(歷史在這里是籠統地代表著公眾的回憶)。假使我們從這個觀點去檢討我們的口頭撣，京戲和今日社會的關系也就帶著口頭撣的一性一質。
最流行的幾十出京戲，每一出都供給了我們一個沒有時間一性一質的，標準的形勢——丈人嫌貧一愛一富，子弟不上進，家族之一愛一與一性一愛的沖突——《得意緣》、《龍風呈樣》、《四郎探母》都可以歸入最后的例子，有力地證實了“女生外向”那句話。
《紅鬃烈馬》無微不至地描寫了男一性一的自私。薛乎貴致力于他的事業十八年，泰然地將他的夫人擱在寒窯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魚。有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來，星夜趕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經被貧窮與一個社會叛徒的寂寞給作踐完了，然而他以為團圓的快樂足夠抵償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給她設身處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戰公主的領土里做皇后！在一個年輕的，當權的妻的手里討生活！難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沒這福分。可是薛平貴雖對女人不甚體諒，依舊被寫成一個好人。京戲的可一愛一就在這種渾樸含蓄處。
《玉堂春》代表中國流行著的無數的關于有德一性一的一妓一女的故事。良善的一妓一女是多數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著她的容貌來謀生，可見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現代的中國人放棄了許多積習相沿的理想，這卻是一個例外。不久以前有一張影片《香閨風云》，為了節省廣告篇幅，報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觸目的介紹：“貞烈向導亥。”
《烏盆計》敘說一個被謀殺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烏盆里。西方人絕對不能了解，怎么這種污穢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與崇高的悲劇成分摻雜在一起——除非編戲的與看戲的全都屬于一個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為中國人對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態度，沒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諱，所以烏盆里的靈魂所受的苦難，中國人對之只有恐怖，沒有僧嫌與嘲訕。
“姐兒一愛一俏”每每過于“一愛一鈔”，于是花錢的大爺在《烏龍院》里飽嘗了單戀的痛苦。劇作者以同情的筆觸勾畫了宋江——蓋世英雄，但是一樣地被女人鄙夷著，純粹因為他一愛一她而她不一愛一他。最可悲的便是他沒話找話說的那一段：
生：“手拿何物？”
旦：“你的帽子。”
生：“嚎，分明是一只鞋，怎么是帽兒呢？”
旦：“知道你還問！”
逸出乎劇范圍之外的有近于雜耍一性一質的《紡棉花》，流行的《新紡棉花》只是全劇中一抽一出的一幕。原來的故事敘的是因一奸一致殺的罪案，從這一陰一摻的題材里我們一抽一出來這轟動一時的喜劇。中國人的幽默是無情的。
《新紡棉花》之叫座固然是為了時裝登臺，同時也因為主角任意唱兩支南腔北調的時候，觀眾偶然也可以插嘴進來點戲，臺上臺下打成一片，愉快的，非正式的空氣近于學校里的游藝余興。京戲的規矩重，難得這么放縱一下，便招得舉國若狂。中國人喜歡法律，也喜歡犯法。所謂犯法，倒不一定是**越貨，而是小小的越軌舉動，妙在無目的。路旁豎著“靠右走”的木牌，偏要走到左邊去。《紡棉花》的犯規就是一本這種一精一神，它并不是對于平劇的基本制度的反抗，只是把人所共仰的金科玉律佻撻地輕輕推一揉一一下——這一類的反對其實即是承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