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蕭珊逝世的六周年紀念日。六年前的光景還非常鮮明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從火葬場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亂糟糟的，過了兩三天我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一個人坐在書桌前，想寫一篇紀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這樣一種習慣：有感情無處傾吐時我經常求助于紙筆。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幾天，我每天坐三四個小時望著面前攤開的稿紙，卻寫不出一句話。我痛苦地想，難道給關了幾年的“牛棚”，真的就變成“牛”了？頭上仿佛壓了一塊大石頭，思想好像凍結了一樣。我索性放下筆，什么也不寫了。

　　六年過去了。林彪、“四人幫”及其爪牙們的確把我搞得很“狼狽”，但我還是活下來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較健康，腦子也并不糊涂，有時還可以寫一兩篇文章。最近我經常去火葬場，參加老朋友們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大廳里，我想起許多事情。同樣地奏著哀樂，我的思想卻從擠滿了人的大廳轉到只有二、三十個人的中廳里去了，我們正在用哭聲向蕭珊的遺體告別。我記起了《家》里面覺新說過的一句話：“好像玨死了，也是一個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寫這句話的時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寫自己！我沒有流眼淚，可是我覺得有無數鋒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遺體旁邊，望著那張慘白色的臉，那兩片咽下千言萬語的嘴唇，我咬緊牙齒，在心里喚著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歲，為什么不讓我先死？我想，這是多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給關進“牛棚”，掛上“牛鬼蛇神”的小紙牌，還掃過馬路。究竟為什么？理由很簡單，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療，也因為她是我的妻子。想盡辦法一直到逝世前三個星期，靠開后門她才住進醫院。但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腸癌變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會主義建成。這個愿望總不能說是癡心妄想吧。她本來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連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邊的幾年中間，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樣受到。但是我并未挨過打，她卻挨了“北京來的紅衛兵”的銅頭皮帶，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幾天后才褪盡。她挨打只是為了保護我，她看見那些年輕人深夜闖進來，害怕他們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門，到對面派出所去，請民警同志出來干預。

　　那里只有一個人值班，不敢管。當著民警的面，她被他們用銅頭皮帶狠狠抽了一下，給押了回來，同我一起關在馬桶間里。

　　她不僅分擔了我的痛苦，還給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勵。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在原單位(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

　　給人當作“罪人”和“賊民”看待，日子十分難過，有時到晚上九、十點鐘才能回家。我進了門看到她的面容，滿腦子的烏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騷，都可以向她盡情傾吐。有一個時期我和她每晚臨睡前要服兩粒眠爾通才能夠閉眼，可是天剛剛發白就都醒了。我喚她，她也喚我。我訴苦般地說：“日子難過啊！”她也用同樣的聲音回答：“日子難過啊！”但是她馬上加一句：“要堅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

　　“堅持就是勝利。”我說“日子難過”，因為在那一段時間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勞動、學習、寫交代、寫檢查、寫思想匯報。任何人都可以責罵我、教訓我、指揮我。從外地到“作協分會”來串聯的人可以隨意點名叫我出去“示眾”，還要自報罪行。上下班不限時間，由管理“牛棚”的“監督組”隨意決定。任何人都可以闖進我家里來，高興拿什么就拿走什么。這個時候大規模的群眾性批斗和電視批斗大會還沒有開始，但已經越來越逼近了。

　　她說“日子難過”，因為她給兩次揪到機關，靠邊勞動，后來也常常參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專欄”上張貼著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給寫出來“示眾”，不用說“臭婆娘”的大名占著顯著的地位。這些文字像蟲子一樣咬痛她的心。她讓上海戲劇學院“狂妄派”學生突然襲擊、揪到“作協分會”去的時候，在我家大門上還貼了一張揭露她的所謂罪行的大字報。幸好當天夜里我兒子把它撕毀。否則這一張大字報就會要了她的命！

　　人們的白眼，人們的冷嘲熱罵蠶蝕著她的身心。我看出來她的健康逐漸遭到損害。表面上的平靜是虛假的。內心的痛苦像一鍋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蓋住！怎樣能使它平靜！她不斷地給我安慰，對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問題一天天地變得嚴重，上面對我的壓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擔心。有時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進巨鹿路口，快到“作協分會”，或者走進南湖路口，快到我們家，她總是抬不起頭。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擔心她經受不起沉重的打擊。我記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時間，我們沒有受到留難，回到家里她比較高興，到廚房去燒菜。我翻看當天的報紙，在第三版上看到當時做了“作協分會”的“頭頭”的兩個工人作家寫的文章《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真是當頭一棒！我看了兩三行，連忙把報紙藏起來，我害怕讓她看見。她端著燒好的菜出來，臉上還帶笑容，吃飯時她有說有笑。飯后她要看報，我企圖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別處。但是沒有用，她找到了報紙。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這一夜她再沒有講話，早早地進了房間。我后來發現她躺在床上小聲哭著。一個安靜的夜晚給破壞了。今天回想當時的情景，她那張滿是淚痕的臉還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讓她的淚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臉上重現，即使減少我幾年的生命來換取我們家庭生活中一個寧靜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聽周信芳同志的媳婦說，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經常被打手們拉出去當作皮球推來推去，打得遍體鱗傷。有人勸她躲開，她說：“我躲開，他們就要這樣對付周先生了。”蕭珊并未受到這種新式體罰。可是她在精神上給別人當皮球打來打去。她也有這樣的想法：她多受一點精神折磨，可以減輕對我的壓力。其實這是她一片癡心，結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見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見她的生命之火逐漸熄滅，我多么痛心。我勸她，我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點也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