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我們來看一首流傳很廣的打油詩：
大雪紛紛落地，
此乃皇家瑞氣。
再下三年何妨，
放**狗屁！
據說這來自一則民間故事，說是古時候，在一個漫天飄雪的日子里，縣官、財主、秀才三人在一個景點的亭子里邊喝酒邊賞雪。
秀才看見紛紛揚揚的大雪，詩興勃發，搖頭晃腦，吟了一句：“大雪紛紛落地”。
縣官一心想做官，得歌功頌德拍馬屁，想起“瑞雪兆豐年”這句話，趕緊朝京城方向拱拱手，接上第二句：“此乃皇家瑞氣”。
地主老財有吃有穿有錢有勢，不管刮風下雨反正不愁吃、不愁穿，而且雨雪成災對他而言更是發財的機會。因為農民沒有飯吃，就要賣兒賣女，甚至賣耕地。這樣地主的的糧食更值錢，地主的田地才會更多。于是便習以為常地摸摸大腹便便的肚子接上第三句：“再下三年何妨”。
到了第四句，三人皆苦思冥想，搜腸刮肚，一時誰也沒想出來。這時候，亭子外一名衣不遮體、凍得瑟瑟發抖的乞丐破口大罵：“放**狗屁！”
“言為心聲”。在這里，同樣是面對下雪的情景，但秀才、縣官、地主、乞丐四種人的心理感受和思想感情是不同的：秀才到底讀了點書，說話文縐縐的，一時也衣食無憂，有賞雪之情，他脫口謅出一句。縣官想著再往上爬，一有機會就歌功頌德。地主過著寄生蟲的生活，哪管農民的艱苦。乞丐本來就吃不飽穿不暖，碰著下雪天，山路滑難走，乞討更不方便，不說再下三年，哪怕再下三天，他恐怕早就餓死了，所以聽了這些地主老財的話，估計氣得火冒三丈，也就不管不顧，表達情感直截了當，隨口就罵起來。這四句話，表明四種心境，顯示四種階層身份，也突出了四種人各自的特點。
當然，這僅僅是個故事，估計是古代同情勞動人民的文人編出來諷刺官僚地主等統治階級的，表達勞動人民的不滿。因為這里面前三種人有可能在一起，乞丐早被趕一邊去了，大老遠的估計也聽不到那三人在吟詩作賦；即使聽到了，罵兩句有可能，當面罵被狗腿子打一頓不合算，也不愿惹那一身麻煩，所以那三人也聽不到，秀才不記下來，又怎么流傳下來的呢？所以這個故事是編的，但這個文人的高明之處就在于把握住了不同階層人的特點。
唐朝末年的著名詩人羅隱也曾寫過一首《雪》：“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與這首打油詩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無論從內容與藝術形式上顯然都更高一籌。“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唐朝末年，苛重的賦稅和高額地租剝削，使農民無論豐歉都處于同樣悲慘的境地。所以作者反問“豐年事若何？”而真實情況不言而喻！接下來又回應開頭的“瑞”，“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似乎在一旁冷冷地提醒那些達官貴人：當你們品嘗著山珍海味，在高樓大廈中高談瑞雪兆豐年時，恐怕早就忘記了這帝都長安還有許許多多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露宿街頭的“貧者”。他們盼不到“豐年瑞”所帶來的好處，卻會被你們所津津樂道的“豐年瑞”所凍死。一夜風雪，明日長安街頭會出現多少“凍死骨”啊！“為瑞不宜多”，仿佛輕描淡寫，略作詼諧幽默之語，實際上這里面蘊含著深沉的憤怒和熾烈的感情。作者不僅抒發了對貧者雖處豐年仍不免凍餒的同情，更是向那些高談豐年瑞者投一匕首！那些飽暖無憂的達官貴人們，本與貧者沒有任何共同感受、共同語言，卻偏偏要裝出一副對豐年最關心、對貧者最關切的面孔，作者緊緊抓住“豐年瑞”這個話題，巧妙地作了一點反面文章，扯下了那些所謂“仁者”“兩面人”的畫皮！
不同的人，不同的處境，對同一事物的看法就不同，尤其在階級社會里，這種表現就更為突出。套用一句俗語，那就是屁股決定腦袋。像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的《碩鼠》所寫，奴隸主剝削階級非常貪婪，“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而奴隸們就想“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比如“跖”“莊屩（jué決）”“陳勝”“吳廣”等人，在古代統治階級眼里就是“盜”，就是“賊”，就是“寇”，但在人民領袖毛主席眼里他們就是“風流人物”，“盜跖莊屩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這些敢于揭竿而起挑戰統治者的權威的人，那才是真豪杰！官僚地主希望農民多交租，而貧苦農民則希望“闖王來了不納糧”。這就牽涉到寫作的立場問題，站在誰的立場上，為誰說話。
中國古代不少溜須拍馬、粉飾太平的無恥文人，但也有很多從統治階級長遠利益出發而為勞動人民吶喊的進步文人。像詩圣杜甫就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大作家，他創作的很多的詩歌都是反映人民生活痛苦的，比如《三吏》《三別》，字字看來皆是血，一句句都表達了那個時代黎民的酸楚苦痛，鞭撻著那個黑暗的社會現實；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也是一首唱給天下寒士的壯歌。他聚焦社會底層,反映人民疾苦,心憂天下百姓，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他用最沉重的筆管來為勞動人民吶喊，為他們的榮辱而大聲疾呼！
唐朝不愧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最甜蜜的朝代，當時很多文人的素質比較高，有較強的家國情懷，同樣是寫到雪景，白居易筆下的《賣炭翁》“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詩人用同情的口吻，寫出了賣炭翁艱難的處境和復雜的內心矛盾。當時正是“夜來城外一尺雪”的寒冬季節，身上只穿著單衣的老翁照理應該盼望著天氣和暖起來，可是他卻巴望著更冷一些，因為天氣一暖，他的炭也就不值錢了。兩句詩只寫了老翁的一個心理活動，便把當時在饑寒交迫中掙扎的勞動人民的痛苦有力地揭示了出來。整首詩通過賣炭翁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宮市”的腐敗本質，對統治者掠奪人民的罪行給予了有力的鞭撻與抨擊，諷刺了當時腐敗的社會現實，表達了作者對下層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
與白居易交游甚密的李紳也曾寫過《憫農》詩兩首：“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這個春種秋收的景象大概是人人習見，眾人皆知的，然而往往難于像詩人那樣去聯系社會、階級而思考一些問題。詩人卻想到了，他從“四海無閑田”的大豐收景象里看到“農夫猶餓死”的殘酷現實。前后形成鮮明的對比，自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清人鄭板橋曾寫過《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丞括/墨竹圖題詩》:衙內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縣衙蕭蕭的竹聲，使他想到了民間的疾苦和為官作吏者的責任。他對百姓生活中一枝一葉的小事都十分關切，這首詩充分表達了詩人心系百姓和以民為本的思想情懷。
我國古代進步知識分子歷來有濃厚的家國情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些思想為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所尊崇。
吃著農民種的糧食，穿著工人織造的衣服，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為我們警衛著國防前線，但是卻不去表現他們，這怎么行？
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們更懂得“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更懂得感恩，寫作文的時候，一定要繼承這個優良傳統，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為他們鼓與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