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勤勞簡樸明理讓我們姐弟掙足了面子。

少時，爺爺、奶奶、父母加上我們六姐弟組成了十口大家庭。家庭困難程度可想而知，一年四季難得穿上一件新衣服，姐穿不得的衣物妹穿，哥穿不了的弟穿，我沒有哥，只能撿父親的舊衣物。“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就是那個年代全國人民艱苦奮斗的真實寫照，縫補破舊衣褲成了家庭女主人最要緊的工作。誰家的舊衣服縫得平平展展，針腳細細密密，誰家的人衣服破破爛爛，或縫得七拉八扯，最能體現(xiàn)女主人的能力。母親從不讓我們全家人穿破洞衣服，每當全家人晚飯后，就戴上頂針，在松膏燃明下或昏黃的油燈下穿針引線補衣服，直到深夜。

我10歲那年，父親狠下心花了整整四個月工資買了一臺上海牌縫紉機，是大山苗寨里除專業(yè)裁縫康陸家以外的第一臺家用縫紉機。從此，閑暇之時大姐房里嘚嘚嘚的縫衣聲成了寂靜山寨里最動聽的聲音，母親終于從令人愁苦的縫補事務中解放了。我們家舊衣物的補巴針腳細密整齊規(guī)范，羨煞了全寨人。

縫紉機自然成了全家人的第一寶貝，倍感珍惜，只有大姐可以使用。我只能在大姐出工后偷偷擺弄，還得想法哄住多嘴的弟弟，否則，一定遭責斥。不過，我還是在偷偷摸摸中學會了縫紉，終于可以自由使用了，因為大姐出嫁了。我多了一份自信，除了將自己的衣服洗凈燙平補齊外，還時常為寨子里鄉(xiāng)鄰縫縫補補，山寨人的日子平平淡淡，我為能給鄉(xiāng)鄰彌平補巴衣服而自豪。

上初中三年級那年，大姐將父親的一條灰白色舊褲改小后給了我，在全是補巴衣褲的校園里，這條沒有任何補巴的褲子特別顯眼，為我掙臉不少，加上我個頭高，成績好，乒乓球打得全公社沒對手，在校園里攢了不少“回頭率”。有的人說，干部的崽就是不一樣，其實，父親只是一個林業(yè)部門的半脫產工作人員而已，算不上真正的干部。那年冬天成了我永遠的痛。一場大火將家化為烏有，父親冒著生命危險愣是從火海中救出了家里的兩“大件”——縫紉機和半導體，讓我心中稍有慰藉：父親，你真的太偉大了！

上高三那年國慶節(jié)，一條可惡的眼鏡蛇差一點要了我的小命。在家里靜養(yǎng)的日子，我80歲的架筧阿婆成了我的特護，陪我度過了不能上學的長長的無聊的寒冷的日子，縫紉機桌面則成了我自習的課桌。即將面臨高考預選，我卻不能上學，家人比我還著急，請了個老巫婆為我做法事驅鬼。老巫婆揮舞著斧頭念念有詞裝模作樣一路拍門搥枋砍板進了我的房間，正欲舉斧砸下縫紉機桌面。我不知哪來的力氣從睡床上坐起，突然一聲怒吼“只要你敢砸——”，倏地全身撲在縫紉機上，嚇得老巫婆灰溜溜跑了出去。當然最終老巫婆還是騙走了我家一只大公雞、一升米、十個碗、8塊8角8分錢，家人的心也就安了。我和三弟相繼走出山寨上了大學，也總算讓父母長了一回臉。從此，我也離開了相伴十年的縫紉機。

80年代末，婚禮在簡單的拼床中完成。妻子要籌錢買電視機，我卻在手中剛有了點余錢時便鬼使神差地將一臺華南牌縫紉機搬進家。也許老家那臺縫紉機在我心里分量太重的原因吧，也許才從真正的困難中走出來的我，心理還停留在用縫紉機彌平補巴的日子。妻子一直笑我：90年代誰還穿補巴衣褲呢？不怕人笑話呀。果然，這臺縫紉機一直沒有用過。有一天，頑皮的成兒點燃了覆在縫紉機上的床單，板面燒煳了，妻子要當破爛處理。我想起了養(yǎng)傷時的課桌——縫紉機，說，留下來給兒子當書桌吧。

新世紀初終于搬進了屬于自己的新家，四室兩廳，倆兒子都有了自己的書房書桌，環(huán)境好了，都不愿要它了，它依然靜默在屋角。朋友看了，無不調侃：喲！老羅從哪個破爛堆里撿得這么個寶貝，真稀奇也！我不以為然。曾有朋友聽說我有沒用過的老機子，想40元買了去當教練機，我不想賣。作為我人生的一個重要符號，縫紉機彌平了多少少年時期穿補巴衣褲的日子，讓一個貧困山寨的少年平添自信，擁有自豪。

我讓縫紉機靜靜地伴在電腦桌邊，享受著與電腦同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