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六年，北京大學征集歌謠以來，歌謠的搜集成為一種風氣，直到現在。梁實秋先生說，這是我們現今中國文學趨于浪漫的一個憑據。他說：

　　歌謠在文學里并不占最高的位置。中國現今有人極熱心的搜集歌謠，這是對中國歷來因襲的文學一個反抗，也是……“皈依自然”的精神的表現。（《浪漫的與古典的》三十七頁。）

　　我想，不管他的論旨如何，他說的是實在情形；看了下面的劉半農先生的話，便可明白：

　　我以為若然文藝可以比作花的香，那么民歌的文藝，就可以比作野花的香。要是有時候，我們被纖麗的芝蘭的香味熏得有些膩了，或者尤其不幸，被戴春林的香粉香，或者是Copy公司的香水香，熏得頭痛得可以，那么，且讓我們走到野外去，吸一點永遠清新的野花香來醒醒神罷。（《瓦釜集》八十九頁。）

　　這不但說明了那“反抗”是怎樣的，并且將歌謠的文學的價值，也具體地估計出來。我們現在說起歌謠，是容易聯想到新詩上去。這兩者的關系，我想不宜夸張地說；劉先生的話，固然很有分寸，但周啟明先生的所論，似乎更具體些：他以為歌謠“可以供詩的變遷的研究，或做新詩創作的參考”——從文藝方面看。

　　嚴格地說，我以為在文藝方面，歌謠只可以“供詩的變遷的研究”；我們將它看作原始的詩而加以衡量，是最公平的辦法。因為是原始的“幼稚的文體”，“缺乏細膩的表現力”，如周先生在另一文里所說，所以“做新詩創作的參考”，我以為還當附帶相當的條件才行。歌謠以聲音的表現為主，意義的表現是不大重要的，所以除了曾經文人潤色的以外，真正的民歌，字句大致很單調，描寫也極簡略，直致，若不用耳朵去聽而用眼睛去看，有些竟是淺薄無聊之至。固然用耳朵去聽，也只是那一套靡靡的調子，但究竟是一件完成的東西；從文字上看，卻有時粗糙得不成東西。我也承認歌謠流行中有民眾的修正，但這是沒計劃，沒把握的；我也承認歌謠也有本來精練的，但這也只是偶然一見，不能常常如此。歌謠的好處卻有一樁，就是率真，就是自然。這個境界，是詩里所不易有；即有，也已加過一番烹煉，與此只相近而不相同。劉半農先生比作“野花的香”，很是確當。但他說的“清新”，應是對詩而言，因為歌謠的自然是詩中所無，故說是“清新”；就歌謠的本身說，“清”是有的，“新”卻很難說，——我寧可說，它的材料與思想，大都是有一定的類型的。

　　在淺陋的我看來，“念”過的歌謠里，北京的和客家的，藝術上比較要精美些。北京歌謠的風格是爽快簡煉，念起來脆生生的；客家歌謠的風格是纏綿曲折，念起來裊裊有余情，這自然只是大體的區別。其他各處的未免松懈或平庸，無甚特色；就是吳歌，佳處也怕在聲音而不在文字。

　　不過歌謠的研究，文藝只是一方面，此外還有民俗學，言語學，教育，音樂等方面。我所以單從文藝方面說，只是性之所近的緣故。歌謠在文藝里，誠然“不占最高的位置”，如梁先生所說；但并不因此失去研究的價值。在學術里，只要可以研究，喜歡研究的東西，我們不妨隨便選擇；若必計較高低，估量大小，那未免是勢利的見解。從研究方面論，學術總應是平等的；這是我的相信。所以歌謠無論如何，該有它獨立的價值，只要不夸張地，恰如其分地看去便好。

　　這冊《粵東之風》，是羅香林先生幾年來搜集的結果，便是上文說過的客家歌謠。近年來搜集客家歌謠的很多，羅先生的比較是最后的，最完備的，只看他《前經采集的成績》一節，便可知道。他是歌謠流行最少的興寧地方的人，居然有這樣成績，真是難能可貴。他除排比歌謠之外，還做了一個系統的研究。他將客家歌謠的各方面，一一論到；雖然其中有些處還待補充材料，但規模已具。就中論客家歌謠的背景，及其與客家詩人的關系，最可注意；《前經采集的成績》一節里羅列的書目，也頗有用。

　　就書中所錄的歌謠看來，約有二種特色：一是比體極多，二是諧音的雙關語極多。這兩種都是六朝時“吳聲歌曲”的風格，當時是很普遍的。現在吳歌里卻少此種，反盛行于客家歌謠里，正是可以研究的事。“吳聲歌曲”的“纏綿宛轉”是我們所共賞；客家歌謠的妙處，也正在此。這種風格，在戀歌里尤多，——其實歌謠里，戀歌總是占大多數——也與“吳聲歌曲”一樣。這與北京歌謠之多用賦體，措語灑落，恰是一個很好的對比，各有各的勝境。

　　1928年5月31日晚，北京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