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于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于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沒有寫歷史的志愿，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里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了解。畫家。文人。作曲家將零星的。湊巧發現的和諧聯系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一性一。歷史如果過于注重藝術上的完整一性一，便成為小說了。像威爾斯①的《歷史大綱》，所以不能路于正史之列，便是因為它太合理化了一點，自始至終記述的是小我與大我的斗爭。

　　①威爾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英國作家。除小說創作外，他也從事社會歷史研究。

　　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們韌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里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么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后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于頭上營營飛繞的空軍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難的時候，宿舍的學生“各自奔前程”。戰后再度相會她已經剪短了頭發，梳了男式的菲律賓頭，那在香港是風行一時的，為了可以冒充男一性一。

　　戰爭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應，確與衣服有關。譬如說，蘇雷珈、蘇雷珈是馬來半島一個偏僻小鎮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膚，睡沉沉的眼睛與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過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恥。她選了醫科，醫科要解剖人體，被解剖的尸體穿衣服不穿？蘇雷珈曾經顧慮到這一層，向人打聽過。這笑話在學校里早出了名。

　　一個**掉在我們宿舍的隔壁，舍監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難中蘇雷珈并沒忘記把她最顯煥的衣服整理起來，雖經許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她還是在炮火下將那只累贅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蘇雷砌加人防御工作，在紅十字會分所充當臨時看護，穿著赤銅地綠壽字的織錦緞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雖覺可惜，也還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裝束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會同那些男護士混得那么好。同他們一起吃苦，擔風險，開玩笑，她漸漸慣了，話也多了，人也干練了。戰爭對于她是很難得的教育。

　　至于我們大多數的學生，我們對于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

　　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人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索日的生活典型。有時候仿佛有點反常，然而仔細分析起來，還是一貫作風。像艾蕪林，她是從中國內地來的，身經百戰，據她自己說是吃苦耐勞，擔驚受怕慣了的。可是轟炸我們鄰近的軍事要塞的時候，艾英林第一個受不住，歇斯底里起來，大哭大鬧，說了許多可怖的戰爭的故事，把旁邊的女學生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

　　艾英林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健康的悲觀。宿舍里的存糧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英林比平時吃得特別多，而且勸我們大家努力地吃，因為不久便沒的吃了。我們未嘗不想極力搏節，試行配繪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撓，她整天吃飽了就坐在一邊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癥。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里，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啪啪”像荷時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大小一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萊，所以我們的菜湯里滿是蠕蠕的蟲。

　　同學里只有炎櫻膽大，冒死上城去看電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獨自在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一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里從容地潑水唱歌，舍監聽見歌聲，大大地發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對眾人的恐怖的一種諷嘲。

　　港大停止辦公了，異鄉的學生被迫離開宿舍，無家可歸，不參加守城工作，就無法解決膳宿問題。我跟著一大批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報了名領了證章出來就遇著空襲。我們從電車上跳下來向人行道奔去，縮在門洞子里，心里也略有點懷疑我們是否盡了防空團員的責任。——究竟防空員的責任是什么，我還沒來得及弄明白，仗已經打完了。——門洞子里擠滿了人，有腦油氣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從人頭上看出去，是明凈的淺藍的天。一輛空電車停在街心，電車外面，淡淡的太一陽一，電車里面，也是太一陽一——單只這電車便有一種原始的荒涼。

　　我覺得非常難受——竟會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間么？可是，與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爛，又有什么好處呢？有人大聲發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兒有空隙讓人蹲下地來呢？但是我們一個磕在一個的背上，到底是蹲下來了。飛機往下撲，砰的一聲，就在頭上。我把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會，才知道我們并沒有死，**落在對街。一個大一腿上受了傷的青年店伙被拾進來了，褲子卷上去，稍微流了點血。他很愉快，因為他是群眾的注意集中點。門洞子外的人起先捶門捶不開，現在更理直氣壯了，七嘴八舌嚷：“開門呀，有人受了傷在這里！

　　開門！開門！”不怪里面不敢開，因為我們人太雜了，什么事都做得出。外面氣得直罵“沒人心”，到底里面開了門，大家一哄而人，幾個女太太和女傭木著臉不敢做聲，穿堂里的箱籠，過后是否短了幾只，不得而知。飛機繼續擲彈，可是漸漸遠了。警報解除之后。大家又不顧命地軋上電車，唯恐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

　　我們得到了歷史教授佛朗士被槍殺的消息——是他們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國人一般，他被征人伍。那天他在黃昏后回到軍營里去，大約是在思索著一些什么，沒聽見哨兵的咆喝，哨兵就放了槍。

　　佛朗士是一個豁達的人，徹底地中國化，中國字寫得不錯(就是不大知道筆畫的先后)，一愛一喝酒，曾經和中國教授們一同游廣州，到一個名聲不大好的尼愿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煙稀少處造有三幢房屋，一幢專門養豬。家里不裝電燈自來水，因為不贊成物質文明。汽車倒有一輛，破舊不堪，是給仆歐買菜趕集用的。